我和“天下第一难事”的不了情

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 李  敏

“天下第一难事”计划生育工作

1994年，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一年。由于所在单位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龙占玲同志生病请长假，我在对相关业务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临时接替了她的工作。当时面对的服务对象除了单位内的20多个女职工，更主要的是当地100多名农工及其家属、子女。她们大多数人都有着顽固的农村传统思想，认为女性应该“传宗接代”、“多子多福”，导致计划外的二孩、三孩现象时有发生，是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主要难点。作为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小女孩，第一次给育龄妇女送药具上门时我羞得满脸通红、难以启齿，但随着工作时间越来越长，也就逐渐适应了。

记得1995年元月，有群众向我反映农工彭某无证怀孕4个多月，并且这已经是她的第三个孩子。了解情况后，我立即向分管领导汇报，当晚便将其带到医院做了引产手术。事后该同志愤懑不平，多次到办公室辱骂我，我都一言不发、任她发泄，一直等她心情平息后，再找准时机耐心地给她讲解国家计划生育政策。伴随着多次的上门问候和嘘寒问暖，我在无形中化解了工作中的矛盾，形成良好的关系，时至今日我与彭某还成为了好朋友。

不知道是我爱上了计划生育工作，还是计划生育工作黏上了我，2000年至2015年我又连续从事了16年计划生育工作。不是我不愿意放手，而是单位根本没有人愿意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。它就像一件“嫁衣裳”，在16年中我先后轮岗了三个科室，但仍然与之不离不弃。

作为一名计生工作者，我一方面做育龄妇女的贴心人，同时也是广大妇女的知心朋友。我经常走访慰问育龄妇女，主动给她们发放避孕药具，并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、年龄结构告诉她们采取不同的避孕措施；育龄妇女生活遇到困难时，我也尽力为她们办实事、解难事，做她们的贴心人。我还经常关心孤寡老人，给她们送去温暖和关怀。2000年，年近七旬的“五保户”龚某生病在床，无人照顾。尽管当时我自己家里经济也比较拮据，年幼的女儿一个星期甚至只能吃一次肉，平日家里也都是粗茶淡饭，但我还是常常主动做好瘦肉汤端到龚某病床前，悉心照料她。2008至2010年，我所水稻育种老专家李伊良同志因繁忙工作任务常常不能回家过年，他70多岁的老伴朱玉莲体弱多病，独自在家。每到春节期间，我便自费买了蔬菜、水果去看望老人，陪老人说说话，为她排忧解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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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份耕耘，一分收获。本人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共17年，而我所在的农科所有16年被武陵区、三岔路街道评为先进单位，我也获评先进个人。17年的计生工作经验告诉我，只要你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办实事、做好事，老百姓就会支持你、拥护你；只要让老百姓有获得感、幸福感，你的工作就会有成就感、快乐感。

“天下第一难事”拆迁工作

2016年国家二孩政策放开，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变小了，不再是“天下第一难事”，我也结束了这项跟随我的岗位调整先后到过办公室、组织人事科、生产管理科的工作，同时在院领导的安排下开始着手新的“天下第一难事”——拆迁工作。

2014年金丹路拆迁项目启动，需征地49.5亩，拆迁农户65户；2016年8月财院拆迁项目开启，需征地101亩，拆迁62户。拆迁工作不仅任务量大，并且因历史原因而困难重重。我们单位土地属于国有，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拆迁户则是靠种田为生的农民。最初拆迁部门执行的是城拆政策，入户调查受阻后又转为执行农拆政策，这不仅意味着要增加给失地农民买社保、分配土地款等工作，而且因政策转变需要重新争取政策支持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我们反复多次向市政府、市财政局、市社保局、武陵区社保局等各部门打报告，配合市政府、武陵区拆迁办多次召开相关部门协调会，直到2016年5月历时2年多时间才落实相关政策。

2016年7月16日金丹路及财校两个拆迁项目相继启动，每个项目的规定倒房时间只有1个月。在我院院党委的正确领导和武陵区拆迁办的英明指导下，我们在规定时间内签署了金丹路和财院两个拆迁项目共127户的拆迁协议。

作为院拆迁办主任，我怀着啃下硬骨头的决心和勇气，践行“白+黑、5+2”的工作作风，头顶烈日、脚踏热土，苦口婆心、挨家挨户地宣传政策、摸清底子、找准突破口，知难而进，迎难而上。在不违反政策的前提下，凡事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，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。

杨顺初是一位年近八旬的拆迁户，为了支持拆迁工作，于2016年举家搬迁至城里居住。但是他在二十多年前就为自己准备好的“千年屋”一时无处安置而思虑挂念，乃至茶不思饭不想，这也逐渐成为了我的心病。为了让杨顺初老人安心度过2016年春节，我找遍了农科院的每一个角落，走访了每一个还未拆迁的农户，但大家都认为把别人的“千年屋”放在自己家中十分不吉利，故而没有人愿意接受放置。

眼看着时间就到了腊月二十九，老人的“千年屋”还没安放妥当。当初老人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字时，向我提出唯一的要求就是安置好他的“千年屋”。想想老人在这里居住了一辈子，早已习惯在这里种菜种瓜、养鸡养鸭、自给自足、悠闲自得的日子，如今桑榆之年却要破家为国。作为拆迁工作人员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尽全力为老百姓解决困难？既然我曾经毫不犹豫地答应过老人春节之前一定安置好他的“千年屋”，那么职责所在义不容辞。经过多方了解，金丹路征地拆迁户彭志祥在拆迁范围内和拆迁范围外各有一处房屋，按照拆迁补偿要求，同一家庭两处房屋必须同时拆除。我向武陵区拆迁办领导请示，希望将“千年屋”放在彭志祥非拆迁范围内的房屋中且暂缓拆除工作，等老人过世后再继续执行拆除工程。武陵区拆迁办主任龙西江在了解真实情况后，同意了我的请求。腊月三十日上午9点半左右，我请人将老人的“千年屋”安放好，老人高兴不已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嘴里不停的说着“谢谢”。心病终于解除，看到老人弯着腰慢慢远去的背影，我热泪盈眶。

两个拆迁项目完成后，武陵区拆迁办主任龙西江由衷地称赞我为“最美拆迁人”。我知道龙主任不是夸奖我人长得漂亮，而是表扬我事办得漂亮。三年拆迁，我既没有要求报销过电话费、交通费，也没有领取过拆迁项目中所允诺的拆迁工作奖励。我院拆迁办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，每一笔开支都精打细算，两个项目共节约工作经费70余万元。这一切皆因为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，搞好本职工作就是我的初心和使命。

现在回望拆迁工作经历，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凝聚为一个字“累”。由于长期在高温环境下没日没夜的工作，三伏天满身臭汗，常常晚上12点后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不是洗去汗水和尘埃，而是累得倒头就睡。第二天清晨醒来，四肢酸软无力、眼前发黑，便在沙发上趟一会儿，稍有好转便又自行驱车前往拆迁户家中，连续工作16个小时不停歇。因为热爱，所以工作的时候就像打了一剂强心针，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。但身体是用来爱惜而不是用来透支的，不善待它，必会导致恶果。当年8月2日，我因长期过度劳累引起内分泌失调而感到全身疲惫无力，不得已到医院做了检查，医生建议住院治疗。可是拆迁倒房进入关键时期，我自问哪有时间住院，便只是让医生开了一点药，接着又投入到拆迁工作之中，一直到9月底财院62户拆迁户全部签字倒房后，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去医院检查。而这个时候病情已经比之前恶化了很多，医生看到已经开始病变的肌瘤，非常震惊地冲我怒吼：“你这个人怎么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？自己的身体都成这样了，你难道感觉不到吗？”还建议我赶快去做癌症筛查。走出医生办公室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好在检查结果没有癌变，经过几天消炎后，我在手术室待了近4个小时，手术中切除了2个肌瘤、剥离了3个囊肿。

年近不惑的我生命中住过两次院，一次是剖腹产生女儿，再就是因为拆迁累出病来动的这次手术。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但如果工作还有需要，我愿意再干一次“天下第一难事”。其实，只要你把老百姓的事当做最大的事，天下就根本没有难做的事。

（市农业农村局妇委会推荐）